在陳寅恪研究中，陳與傅斯年的關(guān)系總感覺有些疙疙瘩瘩、不太清楚的地方。之前我們主要依靠的材料是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陳寅恪集·書信集》以及一些友朋回憶文章，還是感覺資料缺乏，解不開那些疙瘩。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三位先生主編的《傅斯年遺札》（以下簡稱《遺札》）依托史語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經(jīng)過精心的編輯整理，從某個角度講，呈現(xiàn)出一個“傅斯年的世界”，也為我們探究陳寅恪與傅斯年之間這段“偉大而曲折的友誼”提供了可能。
《遺札》的編輯整理非常有特色。以往我們見到的書信集，不管是單方面的，還是友朋往來的，編排上面是一水兒的以人頭為單位，在每個人下面再以時間為序。這樣做最方便。《遺札》的編排卻是以時間為順序，公牘、電報、私人信件，一律以時間順序編排，你就會在時間的經(jīng)度上看見史語所是怎樣一步步建起來，看見友誼是如何逐漸建立而矛盾又是如何逐漸產(chǎn)生，看見傅斯年從他自己的歷史里一步步走出來。看完之后，你會產(chǎn)生北京人說的“全須全尾（讀若乙）兒”的感覺。這正是它編排上的成功之處。大陸出版界普遍的“趨易避難”，什么事都選擇最方便的做法，不考慮這樣做是不是“最好”。相形之下，便有“上下床之別”。佛教里說“方便出下流”，“下流”不是耍流氓，是“落在下游”，是“睡在下床”。習(xí)慣于睡在下床就是目前大陸出版界的現(xiàn)狀?！哆z札》的整理，盡最大可能地保留了這些信件、電報、公牘原來的格式，提格、提行、空格、小字，盡可能地保存書儀，加著重號的還加著重號，涂乙情況亦作說明。總之一句話，就是“不嫌麻煩”。這四個字輕輕巧巧，但足以令人產(chǎn)生敬意。
《傅斯年遺札》
陳、傅二先生的友誼，簡單說，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抗戰(zhàn)以前是第一階段，聯(lián)系緊密；抗戰(zhàn)南遷是第二階段，出現(xiàn)裂痕；抗戰(zhàn)勝利，傅先生精力轉(zhuǎn)向別處，進一步疏遠。以下就這三個階段略加梳理，并就幾個疑點略加分析。祛疑傳信，為所追求；設(shè)身處地，是其方法。然陳寅恪曾跋俞樾《病中囈語》云：“天下之至賾者莫過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标愊壬骄繗v史，時時若探究人事。其深賾相類，我們探究這段人事，認識這段歷史，同樣有無限障礙。夷猶逡巡，不敢自是，讀者鑒之。
蜜月
傅斯年與陳寅恪在柏林交好。1926年陳寅恪先行回國，至清華國學(xué)院任教，一歸即成名。傅斯年亦打算回國，1926年5、6月間，傅斯年從柏林給在巴黎的何思源、羅家倫寫信說：“百年回我的信寄上……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走也?！保ā哆z札》31頁）其時陳大齊（字百年）掌北大哲學(xué)系，傅從這里出來，也希望回去。但陳大齊備稱系里的事這也難辦那也難辦，傅尚未開口，先被關(guān)住了嘴。11月9日又給羅家倫寫信說：“接到百年先生回信，仍是葫盧題。我真不能再忍了?！敝缓昧碜龃蛩?，信里說：“到清華本無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處我畏王靜菴君。梁非我所畏，陳我所敬，亦非所畏?！愄幰蛩媳臼遣还荛e事的，最不宜奉擾。”（《遺札》72頁）
這里說的不想去清華，有兩個原因，一是坦白承認怕王國維，他在給別人的信里自陳，留學(xué)七年，“有一年半大用功，便可得我已得者”，參與其他事費了時間；又“懶得世上無比”，五六年不作一文（《遺札》36頁）。二是與陳寅恪關(guān)系不錯，但怕陳不管這種閑事情。作此信時，傅已回到祖國。11月14日再寫信給羅家倫的時候，已是“上海寄南京”。
傅斯年最后沒去清華，去了廣州。1927年初，應(yīng)中山大學(xué)之聘到了廣州，開始了他的“大干一場”。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山大學(xué)忽然“易為校長制”，戴季陶為正，朱家驊副之。政治上戴撐起來，事務(wù)上全出于朱，而朱“全聽傅孟真”。傅先生辦事勇猛，準(zhǔn)備與顧頡剛、楊振聲籌備中山大學(xué)研究院，先豎起一面大旗來。中山大學(xué)里面也風(fēng)雨飄搖，有人奪權(quán)，此事未成（《遺札》78頁）。但又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同意建立“中研院史語所”。在1928年4月，任命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為“史語所籌備員”。
但很快出現(xiàn)狀況。先是顧頡剛與傅斯年鬧翻，離開廣州赴燕京大學(xué)任教。到了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寫給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的信中忽然說：“金甫（按：楊振聲字）竟這樣惱了嗎？一去一字不來。”（《遺札》111頁）具體何事，不太清楚，但楊振聲退出是事實。于是史語所在開張之初，就面臨成為一塊空牌子的危險。誰又能代替風(fēng)頭正健的顧頡剛，為史語所壓住陣腳呢？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云：“午間與適之先生及寅恪兄餐，談及七千袋明清檔案事。此七千麻袋檔案本是馬鄰翼時代由歷史博物館賣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鐸以萬八千元自羅振玉手中買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儲之。其中無盡寶藏，蓋明清歷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歷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諱，官書不信，私人揣測失實，而神、光諸宗時代，御虜諸政，《明史》均闕。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編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羅振玉稍整理了兩冊，刊于東方學(xué)會，即為日本、法國學(xué)者所深羨，其價值重大可想也?！钍㈣I切欲即賣，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響，如不再買來保存，恐歸損失?！保ā哆z札》107頁）這封信是打選題報告，申請款項。事實是，燕京大學(xué)圖書館已著手爭購。燕大圖書館財大，其收藏之豐，遠近聞名。
一直通過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與李盛鐸周旋的人就是陳寅恪。9月20日，傅斯年致陳寅恪函云：“聞先生于內(nèi)閣大庫中頗得重要史料，有意編輯，又得數(shù)種文書之蒙古史，思考校之，無任欽佩，頗思早觀厥成，以樹研究史學(xué)之表儀。至于為此項及其他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費，如抄寫之費及助員之費等，自當(dāng)由本所擔(dān)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保ā哆z札》109頁）明知陳屬清華，順手便拉過來了。史語所擬遷北平，又托陳覓新址，最后選定北海。
11月14日又致函陳寅恪云：“北平各事接洽，須有總負素[責(zé)]之人，而所址既有，尤須有主持者……弟思之熟，此間同人亦同此意，推兄為北平分所主任。此非可讓之事，望兄為其艱難?！保ā哆z札》122頁）其實就是史語所駐北平辦事處負責(zé)人。
早在1928年初，陳寅恪已建議清華國學(xué)院購買這批檔案。陳守實《學(xué)術(shù)日錄》1928年2月8日云：“……陳寅恪師語李木齋家有內(nèi)閣檔案，研究所如得經(jīng)濟獨立，此事實可整理之?！保ā蛾愐∠壬曜V長編》115頁）清華國學(xué)院不僅經(jīng)濟不獨立，很快羅家倫謀爭清華校長之位并獲勝，羅為白話一派，吳宓難立足。陳寅恪為史語所購檔案得天時之便。
陳寅恪與傅斯年
《陳寅恪集·書信集》致傅斯年第二、五、七、八函，皆往來討論購內(nèi)閣檔案事。最后商定由三萬降到兩萬元。王國維去世，其藏書經(jīng)陳寅恪聯(lián)系賣給圖書館，得價一萬，以補貼王靜安夫人家用。靜安藏書無異本，與之相較，陳寅恪亦言二萬元不昂。又，傅斯年1930年10月致楊杏佛函謂“史語所月費萬五千元”（《遺札》251頁），則以兩萬元買一批檔案確不為價昂。歷經(jīng)數(shù)次反復(fù)后，第九函終于謂已購定，但一大堆麻袋又無處安放。傅斯年又托陳寅恪“覓屋”?！安还荛e事”的陳氏于是奔走覓屋，其于史語所事不可謂不上心，時間在1929年3月間。覓屋之事亦管，遠在廣州的史語所能在北平發(fā)展并延其聲光，多賴此“北平辦事處主任”。
清華方面，王、梁二導(dǎo)師逝世后，事故屢出，國學(xué)研究院風(fēng)雨飄搖?！秴清等沼洝酚涥愊壬丝讨畱B(tài)度為“悲觀而消極”（《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121頁）。1929年下半年，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正式撤銷。陳先生改就清華大學(xué)中國文學(xué)系與歷史學(xué)系合聘教授。購買內(nèi)閣檔案事，雖客觀上是陳幫了史語所，但也從內(nèi)心上給了陳一些安慰。清華舊恩隨著國學(xué)研究院的解散，自然淡薄了。
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等人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辦法》里擬定了一些工作計劃，如沿粵漢路沿西江進行古物調(diào)查、廣州回教及阿拉伯人遺址調(diào)查、民俗材料征集、《廣東通志》重修、《經(jīng)籍纂詁》擴充等等（《遺札》89頁），從傅先生“歷史學(xué)就是史料學(xué)”的角度看，這些計劃自然都沒有內(nèi)閣檔案幾千麻袋來得激動人心。
陳寅恪認為，從這“七千袋”或“八千袋”里，可以析出清代的一些實錄，“可推定為第一等重要材料”。還有就是“司法之口供中關(guān)于當(dāng)時社會經(jīng)濟情狀之記載”，也很有價值。并認為“此項實錄非將其歷次改涂增刪之原狀全部發(fā)表，無以見其偽造之實狀及演變之歷程”，“似不可不急發(fā)表”，“可供給與東洋史學(xué)界，而表現(xiàn)史語所成績也”（《陳寅恪集·書信集》35頁）?！氨憩F(xiàn)史語所成績”七字在傅先生最為重要。
與此同時，陳寅恪又與于道泉一道調(diào)查滿文老檔，進行《蒙古源流》的系列研究。人事方面，幫助傅斯年挽留鋼和泰，推薦陳垣任敦煌組組長，展開敦煌學(xué)的系統(tǒng)積累與研究。這一切，非常符合傅斯年回國之初要和世界漢學(xué)“接軌”，與法國漢學(xué)爭高低的初衷，符合史語所與老師宿儒乾嘉學(xué)派走不同一條路的藍圖設(shè)計，現(xiàn)代感十足。
我們以往讀陳寅恪先生的《書信集》，感覺陳對傅依賴特甚，現(xiàn)在鉤稽排比，看到在史語所建立之初，傅斯年對陳寅恪的依賴，才是硬幣的另外一面；甚至是排顧（頡剛）排楊（振聲）底氣十足的原因。陳、傅二先生的來往信函，為我們提供了用材料還原真實的可能。
1928年和1929年，對傅斯年來說，是最重要的兩個年份。正如他在寫給胡適的信里所說，建立史語所是他最重要的“理想之奮斗”。最初他想依靠的對象是他的老師胡適。從傅斯年遺留下來的這些書信看，胡適的支持是精神方面的，最實際的支撐，最初來自陳寅恪，然后來自小屯村。
《陳寅恪集·書信集》致傅斯年第五函（1929年）空白處附加一句：“弟接到哈佛聘書，囑授華梵比較之學(xué)，弟以與中央研究院有著書之約辭之矣。聞胡適之先生亦被邀，聞亦不去，不知確否？”可以約略想到1929年頃，陳寅恪先生的治學(xué)狀態(tài)，哈佛之聘都不為所動。傅斯年也處于興奮狀態(tài)，史語所終于在籌備委員三位走了兩位之后，在學(xué)界立穩(wěn)了腳跟。
生分
陳先生與清華的內(nèi)心疏離及與史語所的逐步認同，發(fā)生在史語所遠在廣州之際，陳受傅遙領(lǐng)；當(dāng)史語所遷京的時候，反倒是蜜月期結(jié)束的時刻。事情往往如此。
事情要從徐中舒身上說起。傅斯年最恨“拆臺主義”，1930年夏秋之際，浙江大學(xué)拉徐中舒，聘書已發(fā)，而傅斯年又堅決不放，教育部來電命“馬上放人”，傅先生不買賬，由此大鬧。徐中舒之尷尬可以想見。
蔣夢麟、劉大白聯(lián)名發(fā)電給傅，命“速予放行，勿再留難”。傅斯年不能對蔣夢麟發(fā)火，轉(zhuǎn)怒劉大白。1930年8月23日致劉大白函云：“現(xiàn)奉‘速予放行，勿再留難’之令，不勝感其不通之至！此電雖同列孟鄰先生名，然就稱謂及語氣論，為大作無疑。論公則敝所并非貴部所轄，論個人則仆并非吾公之后輩。吾公不是反對文言文的嗎？這樣官場中的臭調(diào)文言，竟出之吾公之口，加之不佞之身，也是罪過！現(xiàn)請吾公收回成語，以維持《白屋文話》作者之文格詞品，不勝榮幸之至！”（《遺札》248頁）
蔣夢麟
此事當(dāng)作兩面論。一方面徐中舒書生抹不開面子，兩面模棱。浙大與史語所如兩軍相遇勇者勝，傅斯年自然霸道，但也不能說他全錯。另一方面，中國人官本位，當(dāng)了“領(lǐng)導(dǎo)”如同黃袍加身鬼魂附體，無形中居高臨下不可一世順昌逆亡，除非遇到更高一級的官兒，傅斯年這種時候最是“五四”青年大反傳統(tǒng)?！罢摴珓t敝所并非貴部所轄，論個人則仆并非吾公之后輩”，傅先生真是霸才，即使如項羽亂殺，也頗能得江東子弟之人心。
徐中舒之離去將影響到內(nèi)閣檔案之整理。8月15日陳寅恪致傅斯年（此札三聯(lián)版只標(biāo)“十五日”，無月份，我以為當(dāng)在8月）云：“頃與中舒先生電話中略談（因未見著），弟意此次檔案整理至此地步，微徐公之力不能如是。若任其他去，不獨人才可惜，而替人亦難覓。第一組主任弟僅掛虛名，諸事悉托其辦理，故弟個人對之有特別感謝之必要。現(xiàn)在第一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致有精神上之影響。忽思一法，弟下年仍然照舊擔(dān)任第一組主任之虛名，仍作今年所作之事（其實無所事事），但不必領(lǐng)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向清華要全薪?！乙荒暌詠恚瑸榍迦A預(yù)備功課幾全費去時間精力，故全薪由清華出，亦似公允。所以向清華賣力者，因上課不充分準(zhǔn)備必當(dāng)堂出丑，人之恒情只顧其近處，非厚于清華而薄于史語所也。”（《陳寅恪集·書信集》39頁）所謂“第一組不甚平安”，顯然指徐之離所，傅必遣第一組主任與周旋勸說，而處理此類事件，陳傅必風(fēng)格迥異，不待言也。以前單看此信不能讀出感覺，現(xiàn)在放到語境里去，即知其來龍去脈。這封信可以標(biāo)志蜜月期之結(jié)束，雖然用詞極委婉，主任照當(dāng)，事照做，然“不領(lǐng)薪”，向清華領(lǐng)全薪。其意完全退回清華甚明，而逐步脫離史語所。信末在留白處又附：“此函不是拆臺主義，乞勿誤會?！备迪壬欠瘛罢`會”，不得而知。
即使“誤會”，亦不能發(fā)作。此時的傅斯年一定壓力山大，但遠遠沒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他有足夠的信心留住陳、徐，繼續(xù)開拓。而陳離去之思，已種下根苗，將來必破土而出。
到了1933年，陳致函傅斯年云：“孟真兄：前函奉到后，又晤彥老（按董作賓），弟意仍擬如前函所云辦理。因弟一時既貪得清華休假之權(quán)利，勢不能南行，又遙領(lǐng)干薪，此則宋人玉局、武夷祠祿之故事。雖有古人雅例，但決不可行之于今日，故期期以為不可也?！保ā蛾愐〖偶?5頁）所及“南行”一事，指邀請陳赴南京參加“中研院”評議會之事?！叭缜昂啤?，指辭去史語所第一組主任之名，即虛名亦要辭去，脫離之決心更甚?！八稳擞窬帧⑽湟撵舻撝适隆?，指宋代在玉局觀、武夷觀設(shè)祠祿官，以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兼之，不必赴任，遙領(lǐng)干薪，王安石曾以此安置反對派。
到了1936年4月，傅斯年又反復(fù)來信敦請陳寅恪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為陳拒絕。這種會陳是去評議他人，而不是為人所評議，今人最喜參加此類資格評議會，因高高在上也。這也是“人之恒情”。人啊，不過也就是那么回事吧！不料陳先生違背這種“人之恒情”，屢請不動。4月8日，陳復(fù)信說“決計不南行”，理由是要備課。一個大佬聚會的機會，年年要人催，不過是評議別人而已。川資已經(jīng)寄來，正是不由人辭，卻偏偏再寄回去。陳函又說：“院中所寄來之川資貳佰元，容后交銀行或郵局匯還。又弟史語所第一組主任名義，斷不可再邀領(lǐng)，致內(nèi)疚神明，請即于此次本所開會時代辭照準(zhǔn)，改為通信研究員，不兼受何報酬。一俟遇有機會，再入所擔(dān)任職務(wù)。因史語所既正式南遷，必?zé)o以北平僑人遙領(lǐng)主任之理，此點關(guān)系全部綱紀(jì)精神，否則弟亦不拘拘于此也。”（《陳寅恪集·書信集》48頁）初讀此函，真信其與“綱紀(jì)精神”相關(guān)，今日再讀，知其不然?！耙毁褂鲇袡C會，再入所擔(dān)任職務(wù)”云云，則宣布真正脫離史語所。
總之，陳寅恪對待史語所之態(tài)度，一兩年之后已與1928、1929年之態(tài)度迥異。1930年已提出“掛虛名”，1933年不愿參加評議會，1936年提出全部脫離。至于其中細節(jié)，仍然缺乏具體文獻，但其原因當(dāng)是由傅斯年辦事之風(fēng)格而引起。
史語所在日本侵略步步緊逼的形勢下，于1936年決定遷往南京。傅斯年極其希望陳寅恪能隨所南遷，那樣的話，陳就是史語所的人，于清華為客賓。而陳先生的意思卻要與清華共命運。我的理解，并不是清華對陳多好，而是在清華還自由些。傅斯年后來反腐敗呈現(xiàn)出巨大的勇氣和能量，但他身上又不免有專制的胚胎和雛形，早期認為“所有有汽車的人都該判死刑”，可見其性格。
有一點不易理解，這一階段，陳寅恪與史語所逐漸脫離，先留第一組主任之名，后連名亦要去掉，但同時卻向傅斯年薦人，致傅第二十四函薦戴家祥、趙萬里，第二十五函薦張蔭麟，第三十三函薦陳樂素。是要表示人雖脫離，感情關(guān)系還在？還是干脆覺得舉薦人才是公事不是私事。陳先生不會那么單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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