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運動在京師證明是一次失敗，如同以前在各省進行的那樣。自相矛盾的是，雖然帝國的中央集權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進變革，但是帝國政府最高層的權力集中程度卻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動來進行全面的制度變革?？墒蔷S新運動的失敗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它不僅僅暴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于全面改革的驚人無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領導是多么沒有能力使制度恢復生氣和經(jīng)受中國危機時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維新運動決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敗。從一開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陣思想的巨浪。當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動展開時，它所喚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過來又加深和擴大了這陣巨浪。結果，盡管維新運動沒有能達到它的政治目標，但它所引起的思想變化卻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著長期的和全國規(guī)模的影響。
首先，這一思想變化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即新的思想意識時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樣，維新的時代出現(xiàn)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規(guī)模涌進中國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蕩。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觀和制度化了的價值觀兩者的崩潰，從而揭開了二十世紀文化危機的帷幕。從一開始，文化危機便伴隨著狂熱的探索，使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深刻地觀察過去，并且超越他們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尋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結果是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國的各種思想泛濫成災。這些新思想的出現(xiàn)以及隨之而來的史無前例的思想變化，主要應歸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筍般產(chǎn)生的新的變革工具。其中的一種工具的產(chǎn)生方式是改造傳統(tǒng)的書院以創(chuàng)立新的學堂。幾乎從十世紀書院首次出現(xiàn)起，它們就成為士大夫思想活動的中心。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中理學主要在書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書院還起了提供獨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學者在這些中心里面能集體地對朝廷提出政治抗議和批評。
清代初期以后，書院被置于政府的財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進行社會政治性質(zhì)的講學和討論，所以它們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它們作為培育社會精英的教育機構仍是重要的，這從書院林立的情況中可以看出，有一種估計認為，在十九世紀，書院約有四千五百所。據(jù)另一個估計僅廣東一地清代有書院四百十一所。［1］ 然而，它們的教育職能被縮減到主要為科舉考試作準備的程度。從少數(shù)在十九世紀初建立的書院，如廣州的學海堂和杭州的詁經(jīng)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學術某些復興的跡象。
但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變革之風，差不多沒有觸及大多數(shù)書院中長期不變的知識生活。［2］
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才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士大夫開始改組書院和創(chuàng)辦新學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數(shù)目日漸增加。這種教育改革的倡導者是一些省級官員，如張之洞、盛宣懷、廖壽豐和江標。［3］ 比起這些地方的努力更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員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學堂的奏折。最突出的是與康梁有密切關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過修改課程來改造傳統(tǒng)的書院是開辦新學堂的最切實可行的方法。這個建議為朝廷所接受，并作為政府的政策加以頒行。［4］ 在響應這一政策的過程中，據(jù)說全帝國許多地區(qū)的舊式書院已按建議作了改變，對于開辦新學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這樣，在1896到1898年的兩年中，教育改革之風席卷全國，最后體現(xiàn)在百日維新期間修改考試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體系的全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變，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對已經(jīng)進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糾正。就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都是從1895年以后開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課程。它的主要目標當然是接納西學，而修改過程中突出的趨勢是在“實學”名義下接受西方知識。實學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經(jīng)是一個重要的范疇，它指的是對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會關注有實用意義的學問。在若干世紀中，實學曾被儒家學者反復用來作為劃分界線的支配性概念范疇，凡是他們斷定為不“實”之學都概被貶斥，認為無價值。西方知識在實學的名義下得以在新課程中占有突出地位，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傳統(tǒng)的思想價值領域中已被承認占有一席之地。
許多有名望的古老書院所進行的課程改革，便導致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后期西學的重大發(fā)展。確實，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術方面的（包括數(shù)學、科學、世界地理和歷史，也許還有西方語言）。但是，康梁集團對于西方政治經(jīng)驗和理想的重視超過了對專門技術知識的重視?？盗憾俗约阂仓苯又铝τ诮逃母铩?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建立了一所小規(guī)模的私立學校，名叫長興學舍，其教學的基本部分是將儒家中的社會義務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融合在一起，旨在培養(yǎng)學生的政治覺悟。［5］
這種適應政治需要的教育綱領后來為梁啟超所繼承，他在變法宣傳中強調(diào)西方政治理想和經(jīng)驗的重要性，以區(qū)別于西方的技術知識。由于心中有這種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勸在杭州和陜西地方書院從事改革的友人們要以政治學院的模式辦學。當1896—1897年在上海從事私人教學時，他追求的也是這種理想。后來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計劃主要是要在時務學堂內(nèi)制造激進思想的氣氛。那個學堂的許多學生后來成為政治活動家，并在1900年以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嶄露頭角。
象學會這樣的自愿組合并不是完全新鮮的工具。在許多世紀中，學者之間出于文學的目的結社已司空見慣。明朝末年，某些學者官員組成的“社”對時政提出批評和進行黨爭。但是從十七世紀后期起，出現(xiàn)了堅決反對社團活動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嚴厲禁止士大夫結社干政。［6］ 當強學會在1895年突然興辦學會活動時，對宋明時期儒生中間自愿結社的追憶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個源泉。但是直接的動力主要來自西方。廣學會在文人官員中間的積極活動，必然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認識到這樣一種團體具有作為革新工具的潛力。同時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識，他們知道自愿聯(lián)合的團體對于西方的進步是作過重要貢獻的。當時一次普遍的有關學會職能的討論認為，它是現(xiàn)代歐洲文化迅速發(fā)展的關鍵所在，這種認識是頗有典型意義的。
從1895到1898的三年中，一共報道過七十六個學會。大約三分之二的學會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這些出色的學會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數(shù)沿海大城市。它們分設在十個省和三十一個不同的城市，其中二十五個在內(nèi)地?？梢娺@些學會大部分是由紳士發(fā)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國的。它們雖然分散各地，但在傳播新思想方面卻成為補充新式學堂和改頭換面的書院之不足的重要組織手段。學會主要對成年人起作用，而學堂和書院則在出身于士大夫的許多年青人中間傳播新的價值觀和知識。［7］
按照這些學會宣布的目標而對它們進行的粗略的分類也很說明問題。其中一個學會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義；三十多個學會或是按照新的實用精神研究傳統(tǒng)的儒學，或是研究西方科學和翻譯西方書籍；十五個提倡社會改革（如反對吸鴉片，反對纏足或提倡婦女教育）；二十三個試圖喚起士大夫的愛國主義熱情和政治覺悟。確實，在最后一類學會中，只有象保國會和其他在1898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數(shù)幾個學會，才以民族主義的動聽語言明確地闡明了它們的目的。但是這二十三個學會全都是由于尖銳的民族危機感而成立的。即使是那些致力于引入西方知識和改革社會習慣的非政治性的學會，也越來越認識到其活動是國家的需要，這是促使它們成立的主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學會的出現(xiàn)顯然是民族主義在上層階級中間傳播的一個標志。［8］
數(shù)量不斷增加的學者們聯(lián)合在學術團體中，這件事還證明了在中國社會中，除出現(xiàn)民族意識之外，還有其他一些范圍更廣的趨勢。中國的社會傳統(tǒng)總的說是離解性質(zhì)的，即除親屬紐帶之外，人們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開的聯(lián)合。然而，士大夫此時在親屬或官僚體系之外采取了有組織的活動。他們組成了小型的、自愿而自治的、有具體目標的團體，這很象西方以聯(lián)合為宗旨的社團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士大夫之間的學術組織打破了晚期中華帝國的離解性質(zhì)的傳統(tǒng)，開始出現(xiàn)了一種成為二十世紀中國許多社會團體特點的新趨向。［9］
許多學會是為了政治活動而組織起來的，因此它們還體現(xiàn)了更多的人參與政治的趨勢。士大夫們所信奉的儒家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們作為社會精英的地位經(jīng)常促使他們參預政治，但是其活動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內(nèi)。然而，1895年以后的學會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象強學會、南學會和保國會等少數(shù)團體是明確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參政理想組織起來的。即使其他不是有意識地以民主參政為主要目標的學會，也表現(xiàn)了學者們越來越愿意采取集體行動，從而也被卷進了政治之中。
作為改革的工具，在維新運動年頭里出現(xiàn)的報紙和雜志比新式學堂和學會更為重要。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現(xiàn)代化的報刊在中國已不是新穎之物。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約已出版了十二份報紙，多數(shù)在香港和上海。［10］ 而從1895年起，在中國公開發(fā)行的報刊有了驚人的增加和新的發(fā)展。在1895至1898年期間，出現(xiàn)了約六十種報紙。這樣一種發(fā)展是前所未有的，預示著在國家的發(fā)展中出現(xiàn)一個新的轉(zhuǎn)變。重要的是，這時許多報紙已見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現(xiàn)在長江下游的蘇州、無錫和杭州，而且也出現(xiàn)在漢口、長沙、桂林、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內(nèi)地城市。［11］
還沒有說明這些報紙發(fā)行情況的確切數(shù)字。它們大多數(shù)是小型報紙，而且可能只限于在地方或地區(qū)內(nèi)發(fā)行。只有五種報紙——即《時務報》、《知新報》、《湘報》、《湘學報》和《國聞報》——是由和維新運動密切有關的人士辦的，它們號稱能在大地區(qū)之內(nèi)或在全國范圍之內(nèi)大量發(fā)行。規(guī)模最大的是《時務報》，最盛時銷路有萬余份?！稌r務報》在全國的影響能夠從它的分銷處數(shù)目來加以估量。當該報于1896年秋天出版時，它在九個省的十九個城市有分銷處。最后其數(shù)目增加到六十七個，遍布在十五省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的華僑界。甚至在西安、蘭州、成都和重慶等內(nèi)地城市，它也有二、三個分銷處。簡而言之，它幾乎遍及中國本部的所有省份。③
《時務報》和其他維新派報紙的廣泛發(fā)行，應部分歸功于各省、府級的官方贊助。據(jù)報道，至少有十一省的官員命令所屬衙門和機構購買并研究主要的維新報紙。［12］ 但是，報紙普遍受到重視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岸報刊的撰稿人不同，這些維新派撰稿者中的許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由于他們處于社會精英的地位，這些新出的報紙不但在一般受過教育的公眾中間，而且特別是在士大夫成員中間，比通商口岸的報刊有著更大的影響。張之洞向他的下屬推薦《時務報》的理由是，由紳官創(chuàng)辦的這份維新報紙，“實為中國創(chuàng)始第一種有益之報”，這可能表達了當時的總的態(tài)度。在張之洞看來，紳官的參與其事是維新派報紙與由外國商人主辦并以獲利為目的的通商口岸報紙的主要區(qū)別所在，后者十分自然地為紳官所輕視。［13］ 正如張之洞的態(tài)度所表明的那樣，維新運動時期出現(xiàn)的報紙顯然是一種新型報刊的開端，即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報刊不同而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端。
這種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仿效教會的《萬國公報》的樣式，在版式和內(nèi)容兩個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報刊有明顯的不同。通商口岸的報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來報道地方的和商業(yè)的新聞，至于教會主辦的報刊，主要則報道基督教的活動。即使象王韜的《循環(huán)日報》這樣一種進步的通商口岸報紙，廣州和廣東省的地方新聞仍占有重要地位，商業(yè)版一般是其他版的兩倍。反之，維新派報紙有兩個主要版面。一版專用于報道新聞，包括有關重要政策的詔令、全國其他地區(qū)的地方新聞以及重要的國際事件。另一版專用于社論，主要是關于國事的社會政治文章。通商口岸報紙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業(yè)和地方消息，在維新派報紙中卻明顯地缺乏。這些社會精英的報紙傾向于關心國家大事的報道，關心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以尋求立國之道。這種類型的報紙表現(xiàn)了一種明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14］
這種民族主義也許確實是正在蓬勃興起的社會精英報刊的最主要特征。幾乎每一種大報都在發(fā)刊詞中公開宣稱，它的出版發(fā)行主要是對民族危機的反應。甚至象《無錫白話報》這樣一種專門化的小報，也宣布它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而推進白話。［15］ 正如梁啟超所說，報紙的目的首先是促進思想的交流，以實現(xiàn)國家的一體化。
這些報紙的興起標志著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精英的民族主義的開始。單就民族主義而言，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態(tài)當然可以上溯數(shù)十年。象王韜、郭嵩燾和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形態(tài)，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運動和廣泛的意識，很清楚只是在1895年以后才出現(xiàn)的；因為有了學堂、學會，尤其是有了社會精英的報刊，才使它的出現(xiàn)成為可能。［16］
作為傳播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工具，社會精英的報刊充滿著一種需要參政和有責任參政的新認識。結論是通過參政，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能夠朝新方向發(fā)展和變得富強起來。以商業(yè)利益為目標并為外國人所有的條約口岸的舊式報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會政治意義的爭論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后，社會精英的新式報紙則和新學堂及學會一起，變成了傳播新政治意識的有力工具。
這三種工具和機構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維新派報紙報道關于創(chuàng)立象報紙、新式學堂和學會這些新工具和機構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學堂和學會中，報紙被閱讀和討論。例如，在長沙的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鼓勵學生閱讀《時務報》。有一個公法學會，以研究國內(nèi)外的報紙為主要宗旨。再如，另一個校經(jīng)學會則是在校經(jīng)書院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與此同時，南學會則宣稱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教育改革。三者之間的這種相互促進大大增強了它們的總的影響。它們創(chuàng)造了一種引起思想激動的氣氛，這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中間廣泛地起著作用。
這就是現(xiàn)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的開端。盡管儒家一向提倡社會責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并不是總能引起人們對國事的實際興趣的，何況當時清政府已經(jīng)禁止公開議政。這樣一種政治意識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間，而相互交流卻不容易。因此，這些新的渠道體系一經(jīng)溝通，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人觀點集中起來并加以鼓吹，創(chuàng)造了類似現(xiàn)代的社會輿論的事物——這是1895年以后的重要的新發(fā)展。
維新時代的另一重要遺產(chǎn)，是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新社會集團的誕生。
中國知識分子的突出特點與其說是他們的階級背景或社會地位，倒不如說是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新異觀點和行為準則，以及他們在中國現(xiàn)代社會變革中所起的獨特作用。關于這方面的情況，只要把新型知識分子和舊式士大夫進行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絕大部分士大夫是扎根于他們鄉(xiāng)土的社會精英，他們在地方社會中履行著重要的職責。反之，新式知識分子階層大都是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他們趨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們自己的家鄉(xiāng)或祖籍有聯(lián)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們的許多同事都是廣東人，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長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經(jīng)在從事政治組織活動，這些活動也只限于政府官僚機構中或地方社會中。確實，在進入公元十一世紀以來的許多世紀中，士大夫有時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組織活動之中：例如在宋、明兩代，私立書院成了這種活動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間組成了自愿結合的團體，特別是組成了那些與十七世紀一度興盛的著名的東林和復社運動有關的團體。［17］ 然而所有這些社會動向均已消失?？梢钥隙?，在十九世紀末以前，中國士大夫已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很少從事這類活動。反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政治組織活動大部分發(fā)生在官場或地方社會的范圍之外。在城市中，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學堂、報紙和自愿結合的團體內(nèi)，從而為后代樹立了榜樣。中國的知識階層人數(shù)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們家鄉(xiāng)的社會斷絕了往來，因此當他們最初產(chǎn)生于維新變法的時代時，當然是中國社會中的無足輕重的人物。然崦，中國與現(xiàn)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這類人物往往對變革特別敏感，而且經(jīng)常成為變革的代理人。
知識階層還由于他們同政府之間關系的性質(zhì)而與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和傳統(tǒng)的中國國家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依賴的關系。盡管經(jīng)常存在緊張和矛盾，兩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聯(lián)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國家。一般來說，中國的社會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評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和現(xiàn)代政府之間則不存在這樣的關系?？偟膩碚f，他們對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們的政治支持則遠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們與國家的關系常常是一種緊張的、而不是同命運的關系。在這里，中國第一代知識階層又證明了它的典型性?？涤袨?、梁啟超、嚴復等等知識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敵，然而他們的基本政治態(tài)度是與政府離心離德和對它抱有批判的意識。
新、舊知識分子集團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關系，也是大異其趣的。中國士大夫?qū)ψ约旱奈幕瘋鹘y(tǒng)感到自滿。對他們來說，這種傳統(tǒng)是天地間知識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導人類心靈和社會活動的智慧和準則。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產(chǎn)十分自豪，對從過去延續(xù)下來的思想源流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意識。如果士大夫有時為自己和秉政當局之間的關系感到煩惱的話，那末，他們之間的文化一體感卻是不大會出現(xiàn)問題的。然而，當維新時代開始時，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觸已經(jīng)大大開拓了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同時使他們與自己的傳統(tǒng)產(chǎn)生了疏遠感。由于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從外部紛紛涌進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世界中迷失了他們的精神方向。因此，在產(chǎn)生中國知識階層的同時，其成員不但有了開拓的文化視野，而且還經(jīng)受著怎樣與自己文化打成一片這一深深令人苦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過去士大夫幾乎聞所未聞的。
從所有這些與社會、國家以及文化傳統(tǒng)發(fā)生的關系中，可以看到維新時代產(chǎn)生了新的社會類型的人，這些人和舊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們的出現(xiàn)，與新穎的思想風氣、新的變革的組織工具以及正在成長的社會輿論一起，構成了維新時代的主要遺產(chǎn)。
?。惛呷A譯）
?。?］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第78—79、337—430頁。格里姆：《廣東的書院和城市制度》，載施堅雅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第475—498頁。
?。?］ 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載胡適等編：《張菊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第281—322頁。
?。?］ 關于江標的教育改革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281頁。關于廖壽豐，見《戊戌變法》，第2冊第375—381頁。又見盛郎西：《中國書院制度》，第223—230頁。
?。?］ 《戊戌變法》，第2冊第292—296頁。
?。?］ 梁啟超：《南?？迪壬鷤鳌?，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冊第64—67頁。
?。?］ 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載《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刊》，卷101第2期（1972年春季號）第35—37頁。又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6—23頁。
?。?］ 這里記載的學會總數(shù)是根據(jù)《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所報道的學會數(shù)和張玉法、湯志鈞、王爾敏所開列的學會數(shù)計算出來的。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206頁。又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34—165頁；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2—270頁。
［8］ 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第55—67頁。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206頁。王爾敏：《清季學會會報》，第134—165頁。
?。?］ 丸山真男：《個體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實例》，見詹森編：《日本對于現(xiàn)代化態(tài)度的變化》，第459—531頁。
?。?0］ 布里頓：《1800—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85頁。
?。?1］ 關于1895—1898年出版的報紙數(shù)目的粗略估計，其依據(jù)來自《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的報道，另外加上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27—270頁）和張靜廬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65—84頁）所開列的名單。
?。?2］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6頁。
?。?3］ 張之洞：《勸學篇》，卷2第16頁（第111—117頁）。
?。?4］ 布里頓：《1800—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85頁。
?。?5］ 《戊戌變法》，第4冊第542—545頁。
?。?6］ 科恩：《王韜和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6第4期（1967年8月）第559—574頁。參看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
?。?7］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145—255頁。
但是維新運動決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敗。從一開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陣思想的巨浪。當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動展開時，它所喚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過來又加深和擴大了這陣巨浪。結果，盡管維新運動沒有能達到它的政治目標，但它所引起的思想變化卻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著長期的和全國規(guī)模的影響。
首先，這一思想變化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即新的思想意識時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樣，維新的時代出現(xiàn)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規(guī)模涌進中國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蕩。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觀和制度化了的價值觀兩者的崩潰，從而揭開了二十世紀文化危機的帷幕。從一開始，文化危機便伴隨著狂熱的探索，使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深刻地觀察過去，并且超越他們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尋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結果是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國的各種思想泛濫成災。這些新思想的出現(xiàn)以及隨之而來的史無前例的思想變化，主要應歸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筍般產(chǎn)生的新的變革工具。其中的一種工具的產(chǎn)生方式是改造傳統(tǒng)的書院以創(chuàng)立新的學堂。幾乎從十世紀書院首次出現(xiàn)起，它們就成為士大夫思想活動的中心。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中理學主要在書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書院還起了提供獨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學者在這些中心里面能集體地對朝廷提出政治抗議和批評。
清代初期以后，書院被置于政府的財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進行社會政治性質(zhì)的講學和討論，所以它們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它們作為培育社會精英的教育機構仍是重要的，這從書院林立的情況中可以看出，有一種估計認為，在十九世紀，書院約有四千五百所。據(jù)另一個估計僅廣東一地清代有書院四百十一所。［1］ 然而，它們的教育職能被縮減到主要為科舉考試作準備的程度。從少數(shù)在十九世紀初建立的書院，如廣州的學海堂和杭州的詁經(jīng)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學術某些復興的跡象。
但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變革之風，差不多沒有觸及大多數(shù)書院中長期不變的知識生活。［2］
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才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士大夫開始改組書院和創(chuàng)辦新學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數(shù)目日漸增加。這種教育改革的倡導者是一些省級官員，如張之洞、盛宣懷、廖壽豐和江標。［3］ 比起這些地方的努力更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員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學堂的奏折。最突出的是與康梁有密切關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過修改課程來改造傳統(tǒng)的書院是開辦新學堂的最切實可行的方法。這個建議為朝廷所接受，并作為政府的政策加以頒行。［4］ 在響應這一政策的過程中，據(jù)說全帝國許多地區(qū)的舊式書院已按建議作了改變，對于開辦新學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這樣，在1896到1898年的兩年中，教育改革之風席卷全國，最后體現(xiàn)在百日維新期間修改考試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體系的全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變，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對已經(jīng)進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糾正。就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都是從1895年以后開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課程。它的主要目標當然是接納西學，而修改過程中突出的趨勢是在“實學”名義下接受西方知識。實學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經(jīng)是一個重要的范疇，它指的是對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會關注有實用意義的學問。在若干世紀中，實學曾被儒家學者反復用來作為劃分界線的支配性概念范疇，凡是他們斷定為不“實”之學都概被貶斥，認為無價值。西方知識在實學的名義下得以在新課程中占有突出地位，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傳統(tǒng)的思想價值領域中已被承認占有一席之地。
許多有名望的古老書院所進行的課程改革，便導致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后期西學的重大發(fā)展。確實，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術方面的（包括數(shù)學、科學、世界地理和歷史，也許還有西方語言）。但是，康梁集團對于西方政治經(jīng)驗和理想的重視超過了對專門技術知識的重視?？盗憾俗约阂仓苯又铝τ诮逃母铩?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建立了一所小規(guī)模的私立學校，名叫長興學舍，其教學的基本部分是將儒家中的社會義務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融合在一起，旨在培養(yǎng)學生的政治覺悟。［5］
這種適應政治需要的教育綱領后來為梁啟超所繼承，他在變法宣傳中強調(diào)西方政治理想和經(jīng)驗的重要性，以區(qū)別于西方的技術知識。由于心中有這種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勸在杭州和陜西地方書院從事改革的友人們要以政治學院的模式辦學。當1896—1897年在上海從事私人教學時，他追求的也是這種理想。后來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計劃主要是要在時務學堂內(nèi)制造激進思想的氣氛。那個學堂的許多學生后來成為政治活動家，并在1900年以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嶄露頭角。
象學會這樣的自愿組合并不是完全新鮮的工具。在許多世紀中，學者之間出于文學的目的結社已司空見慣。明朝末年，某些學者官員組成的“社”對時政提出批評和進行黨爭。但是從十七世紀后期起，出現(xiàn)了堅決反對社團活動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嚴厲禁止士大夫結社干政。［6］ 當強學會在1895年突然興辦學會活動時，對宋明時期儒生中間自愿結社的追憶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個源泉。但是直接的動力主要來自西方。廣學會在文人官員中間的積極活動，必然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認識到這樣一種團體具有作為革新工具的潛力。同時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識，他們知道自愿聯(lián)合的團體對于西方的進步是作過重要貢獻的。當時一次普遍的有關學會職能的討論認為，它是現(xiàn)代歐洲文化迅速發(fā)展的關鍵所在，這種認識是頗有典型意義的。
從1895到1898的三年中，一共報道過七十六個學會。大約三分之二的學會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這些出色的學會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數(shù)沿海大城市。它們分設在十個省和三十一個不同的城市，其中二十五個在內(nèi)地?？梢娺@些學會大部分是由紳士發(fā)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國的。它們雖然分散各地，但在傳播新思想方面卻成為補充新式學堂和改頭換面的書院之不足的重要組織手段。學會主要對成年人起作用，而學堂和書院則在出身于士大夫的許多年青人中間傳播新的價值觀和知識。［7］
按照這些學會宣布的目標而對它們進行的粗略的分類也很說明問題。其中一個學會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義；三十多個學會或是按照新的實用精神研究傳統(tǒng)的儒學，或是研究西方科學和翻譯西方書籍；十五個提倡社會改革（如反對吸鴉片，反對纏足或提倡婦女教育）；二十三個試圖喚起士大夫的愛國主義熱情和政治覺悟。確實，在最后一類學會中，只有象保國會和其他在1898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數(shù)幾個學會，才以民族主義的動聽語言明確地闡明了它們的目的。但是這二十三個學會全都是由于尖銳的民族危機感而成立的。即使是那些致力于引入西方知識和改革社會習慣的非政治性的學會，也越來越認識到其活動是國家的需要，這是促使它們成立的主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學會的出現(xiàn)顯然是民族主義在上層階級中間傳播的一個標志。［8］
數(shù)量不斷增加的學者們聯(lián)合在學術團體中，這件事還證明了在中國社會中，除出現(xiàn)民族意識之外，還有其他一些范圍更廣的趨勢。中國的社會傳統(tǒng)總的說是離解性質(zhì)的，即除親屬紐帶之外，人們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開的聯(lián)合。然而，士大夫此時在親屬或官僚體系之外采取了有組織的活動。他們組成了小型的、自愿而自治的、有具體目標的團體，這很象西方以聯(lián)合為宗旨的社團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士大夫之間的學術組織打破了晚期中華帝國的離解性質(zhì)的傳統(tǒng)，開始出現(xiàn)了一種成為二十世紀中國許多社會團體特點的新趨向。［9］
許多學會是為了政治活動而組織起來的，因此它們還體現(xiàn)了更多的人參與政治的趨勢。士大夫們所信奉的儒家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們作為社會精英的地位經(jīng)常促使他們參預政治，但是其活動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內(nèi)。然而，1895年以后的學會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象強學會、南學會和保國會等少數(shù)團體是明確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參政理想組織起來的。即使其他不是有意識地以民主參政為主要目標的學會，也表現(xiàn)了學者們越來越愿意采取集體行動，從而也被卷進了政治之中。
作為改革的工具，在維新運動年頭里出現(xiàn)的報紙和雜志比新式學堂和學會更為重要。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現(xiàn)代化的報刊在中國已不是新穎之物。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約已出版了十二份報紙，多數(shù)在香港和上海。［10］ 而從1895年起，在中國公開發(fā)行的報刊有了驚人的增加和新的發(fā)展。在1895至1898年期間，出現(xiàn)了約六十種報紙。這樣一種發(fā)展是前所未有的，預示著在國家的發(fā)展中出現(xiàn)一個新的轉(zhuǎn)變。重要的是，這時許多報紙已見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現(xiàn)在長江下游的蘇州、無錫和杭州，而且也出現(xiàn)在漢口、長沙、桂林、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內(nèi)地城市。［11］
還沒有說明這些報紙發(fā)行情況的確切數(shù)字。它們大多數(shù)是小型報紙，而且可能只限于在地方或地區(qū)內(nèi)發(fā)行。只有五種報紙——即《時務報》、《知新報》、《湘報》、《湘學報》和《國聞報》——是由和維新運動密切有關的人士辦的，它們號稱能在大地區(qū)之內(nèi)或在全國范圍之內(nèi)大量發(fā)行。規(guī)模最大的是《時務報》，最盛時銷路有萬余份?！稌r務報》在全國的影響能夠從它的分銷處數(shù)目來加以估量。當該報于1896年秋天出版時，它在九個省的十九個城市有分銷處。最后其數(shù)目增加到六十七個，遍布在十五省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的華僑界。甚至在西安、蘭州、成都和重慶等內(nèi)地城市，它也有二、三個分銷處。簡而言之，它幾乎遍及中國本部的所有省份。③
《時務報》和其他維新派報紙的廣泛發(fā)行，應部分歸功于各省、府級的官方贊助。據(jù)報道，至少有十一省的官員命令所屬衙門和機構購買并研究主要的維新報紙。［12］ 但是，報紙普遍受到重視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岸報刊的撰稿人不同，這些維新派撰稿者中的許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由于他們處于社會精英的地位，這些新出的報紙不但在一般受過教育的公眾中間，而且特別是在士大夫成員中間，比通商口岸的報刊有著更大的影響。張之洞向他的下屬推薦《時務報》的理由是，由紳官創(chuàng)辦的這份維新報紙，“實為中國創(chuàng)始第一種有益之報”，這可能表達了當時的總的態(tài)度。在張之洞看來，紳官的參與其事是維新派報紙與由外國商人主辦并以獲利為目的的通商口岸報紙的主要區(qū)別所在，后者十分自然地為紳官所輕視。［13］ 正如張之洞的態(tài)度所表明的那樣，維新運動時期出現(xiàn)的報紙顯然是一種新型報刊的開端，即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報刊不同而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端。
這種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仿效教會的《萬國公報》的樣式，在版式和內(nèi)容兩個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報刊有明顯的不同。通商口岸的報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來報道地方的和商業(yè)的新聞，至于教會主辦的報刊，主要則報道基督教的活動。即使象王韜的《循環(huán)日報》這樣一種進步的通商口岸報紙，廣州和廣東省的地方新聞仍占有重要地位，商業(yè)版一般是其他版的兩倍。反之，維新派報紙有兩個主要版面。一版專用于報道新聞，包括有關重要政策的詔令、全國其他地區(qū)的地方新聞以及重要的國際事件。另一版專用于社論，主要是關于國事的社會政治文章。通商口岸報紙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業(yè)和地方消息，在維新派報紙中卻明顯地缺乏。這些社會精英的報紙傾向于關心國家大事的報道，關心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以尋求立國之道。這種類型的報紙表現(xiàn)了一種明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14］
這種民族主義也許確實是正在蓬勃興起的社會精英報刊的最主要特征。幾乎每一種大報都在發(fā)刊詞中公開宣稱，它的出版發(fā)行主要是對民族危機的反應。甚至象《無錫白話報》這樣一種專門化的小報，也宣布它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而推進白話。［15］ 正如梁啟超所說，報紙的目的首先是促進思想的交流，以實現(xiàn)國家的一體化。
這些報紙的興起標志著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精英的民族主義的開始。單就民族主義而言，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態(tài)當然可以上溯數(shù)十年。象王韜、郭嵩燾和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形態(tài)，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運動和廣泛的意識，很清楚只是在1895年以后才出現(xiàn)的；因為有了學堂、學會，尤其是有了社會精英的報刊，才使它的出現(xiàn)成為可能。［16］
作為傳播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工具，社會精英的報刊充滿著一種需要參政和有責任參政的新認識。結論是通過參政，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能夠朝新方向發(fā)展和變得富強起來。以商業(yè)利益為目標并為外國人所有的條約口岸的舊式報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會政治意義的爭論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后，社會精英的新式報紙則和新學堂及學會一起，變成了傳播新政治意識的有力工具。
這三種工具和機構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維新派報紙報道關于創(chuàng)立象報紙、新式學堂和學會這些新工具和機構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學堂和學會中，報紙被閱讀和討論。例如，在長沙的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鼓勵學生閱讀《時務報》。有一個公法學會，以研究國內(nèi)外的報紙為主要宗旨。再如，另一個校經(jīng)學會則是在校經(jīng)書院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與此同時，南學會則宣稱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教育改革。三者之間的這種相互促進大大增強了它們的總的影響。它們創(chuàng)造了一種引起思想激動的氣氛，這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中間廣泛地起著作用。
這就是現(xiàn)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的開端。盡管儒家一向提倡社會責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并不是總能引起人們對國事的實際興趣的，何況當時清政府已經(jīng)禁止公開議政。這樣一種政治意識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間，而相互交流卻不容易。因此，這些新的渠道體系一經(jīng)溝通，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人觀點集中起來并加以鼓吹，創(chuàng)造了類似現(xiàn)代的社會輿論的事物——這是1895年以后的重要的新發(fā)展。
維新時代的另一重要遺產(chǎn)，是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新社會集團的誕生。
中國知識分子的突出特點與其說是他們的階級背景或社會地位，倒不如說是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新異觀點和行為準則，以及他們在中國現(xiàn)代社會變革中所起的獨特作用。關于這方面的情況，只要把新型知識分子和舊式士大夫進行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絕大部分士大夫是扎根于他們鄉(xiāng)土的社會精英，他們在地方社會中履行著重要的職責。反之，新式知識分子階層大都是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他們趨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們自己的家鄉(xiāng)或祖籍有聯(lián)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們的許多同事都是廣東人，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長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經(jīng)在從事政治組織活動，這些活動也只限于政府官僚機構中或地方社會中。確實，在進入公元十一世紀以來的許多世紀中，士大夫有時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組織活動之中：例如在宋、明兩代，私立書院成了這種活動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間組成了自愿結合的團體，特別是組成了那些與十七世紀一度興盛的著名的東林和復社運動有關的團體。［17］ 然而所有這些社會動向均已消失?？梢钥隙?，在十九世紀末以前，中國士大夫已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很少從事這類活動。反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政治組織活動大部分發(fā)生在官場或地方社會的范圍之外。在城市中，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學堂、報紙和自愿結合的團體內(nèi)，從而為后代樹立了榜樣。中國的知識階層人數(shù)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們家鄉(xiāng)的社會斷絕了往來，因此當他們最初產(chǎn)生于維新變法的時代時，當然是中國社會中的無足輕重的人物。然崦，中國與現(xiàn)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這類人物往往對變革特別敏感，而且經(jīng)常成為變革的代理人。
知識階層還由于他們同政府之間關系的性質(zhì)而與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和傳統(tǒng)的中國國家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依賴的關系。盡管經(jīng)常存在緊張和矛盾，兩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聯(lián)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國家。一般來說，中國的社會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評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和現(xiàn)代政府之間則不存在這樣的關系?？偟膩碚f，他們對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們的政治支持則遠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們與國家的關系常常是一種緊張的、而不是同命運的關系。在這里，中國第一代知識階層又證明了它的典型性?？涤袨?、梁啟超、嚴復等等知識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敵，然而他們的基本政治態(tài)度是與政府離心離德和對它抱有批判的意識。
新、舊知識分子集團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關系，也是大異其趣的。中國士大夫?qū)ψ约旱奈幕瘋鹘y(tǒng)感到自滿。對他們來說，這種傳統(tǒng)是天地間知識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導人類心靈和社會活動的智慧和準則。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產(chǎn)十分自豪，對從過去延續(xù)下來的思想源流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意識。如果士大夫有時為自己和秉政當局之間的關系感到煩惱的話，那末，他們之間的文化一體感卻是不大會出現(xiàn)問題的。然而，當維新時代開始時，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觸已經(jīng)大大開拓了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同時使他們與自己的傳統(tǒng)產(chǎn)生了疏遠感。由于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從外部紛紛涌進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世界中迷失了他們的精神方向。因此，在產(chǎn)生中國知識階層的同時，其成員不但有了開拓的文化視野，而且還經(jīng)受著怎樣與自己文化打成一片這一深深令人苦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過去士大夫幾乎聞所未聞的。
從所有這些與社會、國家以及文化傳統(tǒng)發(fā)生的關系中，可以看到維新時代產(chǎn)生了新的社會類型的人，這些人和舊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們的出現(xiàn)，與新穎的思想風氣、新的變革的組織工具以及正在成長的社會輿論一起，構成了維新時代的主要遺產(chǎn)。
?。惛呷A譯）
?。?］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第78—79、337—430頁。格里姆：《廣東的書院和城市制度》，載施堅雅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第475—498頁。
?。?］ 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載胡適等編：《張菊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第281—322頁。
?。?］ 關于江標的教育改革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281頁。關于廖壽豐，見《戊戌變法》，第2冊第375—381頁。又見盛郎西：《中國書院制度》，第223—230頁。
?。?］ 《戊戌變法》，第2冊第292—296頁。
?。?］ 梁啟超：《南?？迪壬鷤鳌?，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冊第64—67頁。
?。?］ 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載《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刊》，卷101第2期（1972年春季號）第35—37頁。又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6—23頁。
?。?］ 這里記載的學會總數(shù)是根據(jù)《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所報道的學會數(shù)和張玉法、湯志鈞、王爾敏所開列的學會數(shù)計算出來的。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206頁。又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34—165頁；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2—270頁。
［8］ 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第55—67頁。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206頁。王爾敏：《清季學會會報》，第134—165頁。
?。?］ 丸山真男：《個體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實例》，見詹森編：《日本對于現(xiàn)代化態(tài)度的變化》，第459—531頁。
?。?0］ 布里頓：《1800—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85頁。
?。?1］ 關于1895—1898年出版的報紙數(shù)目的粗略估計，其依據(jù)來自《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的報道，另外加上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27—270頁）和張靜廬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65—84頁）所開列的名單。
?。?2］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6頁。
?。?3］ 張之洞：《勸學篇》，卷2第16頁（第111—117頁）。
?。?4］ 布里頓：《1800—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85頁。
?。?5］ 《戊戌變法》，第4冊第542—545頁。
?。?6］ 科恩：《王韜和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6第4期（1967年8月）第559—574頁。參看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
?。?7］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145—255頁。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